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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夹边沟记事】生存

抛开左右不谈,这段并没有被大多数人知晓的历史,静静地躺在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。1957年10月到1960年底,夹边沟劳改农场,成为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,最不愿提及的回忆。劳累、寒冷与饥饿使得生存成为了最不可能的事情,如何用四五百人的粮食养活三千人?历史告诉我们,唯一的答案也许就是,饿死两千多人。


翻阅这段令人瞠目结舌的历史,才意识到真实的力量,一声声悲号仿佛穿越了五十多年的时空,成为现在生活最佳的衬托。每天只能吃点树叶菜叶煮成的糊糊汤,稍微有些力气的,找野菜,翻草籽,挖鼠穴,烧蜥蜴。野菜草籽不消化,便秘胀死;地鼠的口粮倒是能吃,然而蜥蜴有毒,可饥饿让人饮鸩止渴。

他们在死前要浮肿,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,生命就要结束了。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,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,里边包着一包水。眼睛睁不大,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幺细的缝隙。他们走路时仰着脸,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,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。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,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,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。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,就像是咧着嘴笑。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。嗓音变了,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,嗷嗷嗷的。

一个月40斤粮食仅能维持性命,可是你知道1960年的冬天右派们每个月的定量是多少吗?不到14斤!于是,活人吃死人,也就不奇怪了。

1960年末,右派被遣返后,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,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,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“编写”病例,一直到1961年7月,全部死者病例才“编写”完成。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,但病例上全然不见“饥饿”二字。1961年10月,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。

历史遗留问题太敏感,略去不表。不如来聊聊在这样的环境下,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活下去。

最轻松的一类是家里定期给寄东西的人,哪怕被克扣一点,好歹也能填填肚子,饱不饱另说,多吃一点,就能多坚持几天。可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,很多人家里也不宽裕,或者说,根本不相信国家还能这样对待他们。

没有外来补给的人,若是有个一技之长能为领导所用,日子也还勉强过得下去。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的李祥年,体魄好,身手灵活,懂京剧,能唱会表演,能写会画,还机灵。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,经常做零工做杂活,所以在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,身体没有累垮,也没太挨饿。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王新修,到夹边沟农场几天,就被调到副业队了,有车就修车,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,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,拿回来煮着吃,填肚子。

要是没有办法混入饿不死的地方,那就得懂点歪门邪道了。俞兆远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,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,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。到了1960年的春天,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。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!为什么他能偷到别人偷不到呢?因为他每到一个地方,首先就考察环境,是什么土壤,可能种过什么,之后要种什么他都知道,知己知彼,自然多些活路。

当然还有一种方法,就是逃跑,不过这可是技术活,不仅要躲开层层封锁和追捕,还要想办法融入当时的社会,不然一被检举,更黑暗的日子就来了。

可是更多的人并没有这么幸运,他们只能像没有了油的灯,慢慢熄灭。

愿悲剧不再重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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