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土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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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我们最幸福】朝鲜病人

这篇书评拖了一年多,无从下笔。在《一九八四》一书中,乔治·奥威尔想象了一个未来主义的反乌托邦世界。看完这本书,我才意识到那更多是一种预言。这本书不知道为什么在豆瓣上搜索不到,估计是没机会在大陆上架吧。六位来自朝鲜清津市的“脱北者”的经历印成铅字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我们最幸福这个既讽刺又警示的标题,即使一年后再看到,依然历历在目。


这一年里断断续续看了不少朝鲜的资料,也慢慢理清了个中缘由。昨天心潮澎湃地跑去电影院刷了“鸣梁海战”,忽然想写点什么,对,就聊聊朝鲜那些事儿吧。

要想说清楚朝鲜,就要先理顺一下辈分,金日成,金正日,金正恩,祖孙三人,前赴后继折腾了五六十年,前面打仗部分暂且略去不表,《朝鲜战争》这本书说得足够清楚,我们的故事从1958年讲起。

一九五八年,金日成下令推动一套详密的计划,依照政治可靠度将朝鲜人分类,每个人必须依据八项背景调查来加以分类。你的“成分”——这种等级制度的名称——要考虑你的父母、祖父母乃至于二代表亲的背景。这个阶级制度唯一的流动是往下。即使你属于核心阶级,但惟有统治家族与党干部的亲戚才属于这个阶级,你也可能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降级。但是一旦你属于敌对阶级,你终身都会是这个阶级。无论你最初有什么污点,这个污点会跟着你一辈子,永远不会消失。就像古代朝鲜的阶级制度,家族的出身成分是世袭的。父亲的罪就是子女与孙子女的罪。

暂且不论这种简单粗暴人为分三六九等的做法是否科学,向下流动的二极管实际上就是朝鲜病人的致病基因。从某种方面来说,所有独裁者都很类似。从斯大林的苏联到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再到萨达姆·侯赛因的伊拉克,相同的伎俩:将自己的铜像耸立在每个城镇广场,将自己的肖像悬挂在每间办公室。但金日成进一步将个人崇拜推向新的境界,他掌握了信仰的力量。

但是信仰慢慢开始崩塌,尤其是人民见到了信仰的真相之后:

  • 采取不寻常的措施来封锁人民。一九九○年代初期,清津与其他滨海城市的海滩竖起了栅栏,以防民众驾船逃往日本。因公出国时,必须将配偶与子女留在国内当人质,以确保他们回国。脱北者知道自己想获得自由,必须以牺牲自己亲人的自由为代价,他们的亲人很可能余生都要在劳改营度过。

  • 朝鲜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不敢像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发动抗争。没有布拉格之春,因为这里的压迫非常巨大,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无法生根。抗议者的反政权活动招致的是恐怖的后果,不只是抗议者自己,连他的近亲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无法幸免。

  • 朝鲜对于有污点的血统进行压迫,株连三代,惩罚延伸到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姊妹、侄甥、堂表兄弟姊妹。

  • 朝鲜过去是个有秩序、质朴与凡事按规矩来的地方。如果有人被杀,通常是帮派斗殴或争风吃醋的结果。偷窃少之又少,因为大家都一样穷。民众知道规则,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。限制这些规则全成了装饰品,生活变得混乱而令人恐惧。

  • 在朝鲜,要沦为无家可归的游民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朝鲜为了掌握人民行踪,费尽苦心建立了一套制度。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住址与工作岗位,你必须根据这两项条件才能领导配给——如果你离家出走,你就领不到粮食。

在这个神秘的国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?综合来看,是以下几点:

  1. 无信用的政府

  2. 无活力的体制

  3. 无自由的贸易

  4. 无定型的政策

  5. 无能为力的人民

举几个例子来说明:

  • 导致市场休克的货币改革:强行新币换旧币,小商贩与分销商血本无归;禁用外汇,大商人也没有活路;由于朝鲜多年来无力提供足够的粮食配给,朝鲜人早已习惯通过市场寻找食物。货币改革令市场休克,导致朝鲜人即使手握大把钞票,也无法获得足够食物。货币改革成功打击了朝鲜政府无法控制的市场和商人,但市场瘫痪后,政府显然无力支撑朝鲜人的日常生存消耗。雷霆万钧的货币改革只能草草收场。

  • 低效与自私的计划生产:人们列队扛着铁锹和红旗上班前,通常会先围坐一圈,由带队领导训话。进入农田后,干活者寥寥,多数人或蹲坐休息,或拄着锄头远望。上下一致的偷窃是生产的大敌。许多工厂设备因零件丢失报废,无法生产。

  • 走钢丝的政府:巨额贸易逆差,加上核实验、领导人及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都需要巨额外汇,朝鲜不得不开发各种创造性的手法来获取外汇。朝鲜获得外汇的合法手段包括借款、外国投资、外国援助、海外朝鲜人汇款、向海外提供服务、出口武器等。而非法手段包括假冒硬通货、军事设备或技术的非法出售、销售违禁药品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法交易等。

  • 限制自由贸易:朝鲜一度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做买卖,至今一个家庭中往往还是由老妇人承担起做生意的重任。

  • 极端的两极分化:由上至下,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尽力向境外寻找生机,不是以“地下经济”的方式艰难求生,便是以公开贸易的方式发财致富;另一方面,前者作为市场交易链条最活跃的终端,或许是这个国家最期待市场化改革的人,而后者则作为垄断了“合法交易”资格并得以牟取暴利的既得利益者,却绝不欢迎以市场开放为方向的对内改革。朝鲜其实离市场经济很近,也许近得让人难以想象;但离市场化改革很远,远得同样让人难以想象。

  • 形同虚设的金融系统:朝鲜的银行存在资本金严重不足,管理水平、运作方式、技术和效率与国际惯例差距太大,不讲信誉、挪用客户资金等各种问题令本地银行根本无法融入国际金融体系,境外银行也不可能与朝鲜银行建立通汇结算关系。1990年代中期,朝鲜的金融、法律体系基本上都被破坏了。朝鲜的银行除了印钞票,已经失去了其他功能。社会上流动的钱,到不了银行,银行对这些钱毫无办法。

  • 没有税收的国家:理论上,朝鲜是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,企业和个人收入上缴国家,国家再通过调配和发放工资完成对单位和个人的分配。而这些贸易商社则是通过完成上缴利润指标,以及在重要纪念日“向党中央和领袖献礼”(通常以货物形式)来“上贡”。

  • 虚无缥缈的改革:商社在扩张过程中一度失控,因为商社的领导者利用商社的商业渠道和合作资源变得非常强大。于是朝鲜领导人强行减少商社数量,整肃了大部分商社的头目。现有体制保障了目前的商社领导者们垄断了几乎全部的对外贸易,避免了来自民间可能的竞争者,最方便地将巨额财富纳入私囊,仅靠伪造或是通过运作获得进出口许可证他们都能获取现金。作为既得利益者,他们不需要改革。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们,同样对现有体制万分拥护。金正日最关心的并非发展经济,而是政权稳定。而只有老百姓依赖国家配给吃饭,政权才是最稳定的。

  • 不是秘密的投资陷阱:朝鲜作为投资陷阱并不是秘密。欺诈无处不在,手段不断翻新,投资者随时有可能血本无归。本地早期对朝投资企业遭遇的毁灭性打击,不但令丹东等地的商人几乎从不在朝鲜投资,也令朝鲜至今看不到来自中国民间的上规模成功投资项目。

那么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?纠结这样的状况能维持多久呢?第一个问题好回答,第二个问题,恐怕只能交由时间证明了。

由于朝鲜经济多年来实质上已然崩溃,绝大多数居民从计划体制分配到的生活资料已无法维持生计,无力负担国民基本生活所需的朝鲜政府被迫默许地下黑市的存在。今天,除少数特权家庭,绝大部分朝鲜居民的经济生活都卷入地下经济的体系中。

居民生存对体制的依赖日益削弱,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控制严密的体制中游离出来。一旦离开体制,对居民思想观念的控制将变得极为困难。虽然在增强社会控制上,朝鲜政府不断推出亡羊补牢的举措,但贫困导致基层政权抵抗腐蚀的能力大幅降低。控制力削弱已是无法逆转的趋势。

对居民控制力日益削弱带来的一个恶果,则是信息失控。尽管朝鲜国民大部分仍被“冻结”在各自村庄和城市,是举世罕见的信息孤岛。但伴随地下经济的人口流动,官方不喜欢的信息,流动性和传播性愈发增强。通过脱北者,朝鲜百姓多少知道,在这片荒土之外还有一个富足世界。

已无法有效控制信息,朝鲜国民普遍期待朝鲜能有中国一样的改革。但中国式的改革开放,于朝鲜体制而言,完全是个逻辑上的悖论。

这残局怎么落子,就要看领导人的大智慧咯。

我们的父亲,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最幸福。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。我们亲如手足。即使火海靠近我们,甜蜜的孩子无庸畏惧,我们的父亲在这里。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最幸福。

这时候再看我么最幸福的出处,是不是有些沉重了。

PEAC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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